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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4月底，有网友发文称，4年前曾被知名编剧、策划人史航，在言语和肢体上性骚扰。此事引发众多关注，随后多名女性站出来，控诉史航曾用相似的方式，对其进行性骚扰。
2023年5月1日晚，史航回应称“网络上涉及到我的文字，情绪我理解，但情况不属实。”
真相尚未可知，但在娱乐圈，或许是不对等的身份差距，或许是地位、金钱放大了人的欲望，性侵、性骚扰，屡见不鲜。
而女性常常只能通过用文字公开讲述事件经过，保护自己的权益。这让我们想起了女书。一群女人在艰难境遇里，创造出了独属于女性的文字，用来寄托一代又一代女性的血泪故事。
2023年春天，22岁的陈雨露第一次踏入距离自己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邻县，湖南江永。她发现，街边无论是商店、药房、学校，所有的招牌上，都写着修长、秀美的特殊文字。
女书，字如其名。封建社会女性无法上学读书写字，于是江永的女性创造了一套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字，借此开辟出一个精神世界的净土，倾诉内心的苦乐哀喜。
没有人能说清楚“女书”具体的起源地，过往近千年，会女书的女性用一根小树枝在泥地里一笔一画写着女书，其他女性一边跟着念，一边默默记。这就是女书传授的课堂，在原始的田野上，树枝为笔，泥土为纸。
她们用女书传信互相关心、一起唱女书歌谣缓解劳累、用女书记录生活自我宽慰……
旧社会的妇女处在被压迫、被剥削、被歧视者的最下层。她们在神权、君权、族权、夫权的四重压迫下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。
她们几乎统统是文盲，连起一个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，但是她们也是人，并不是牲畜。她们有思想，有感情，能知觉，善辨识。
她们也想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，把自己的痛苦倾吐出来；但又苦于没有文字的工具，于是就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，自己创造文字。
宛如一棵被压在大石头下的根苗，曲曲折折，艰苦努力，终于爬了出来，见到了天光，见到了太阳。
在江永，陈雨露遇到了最后一位女书半自然传承人何艳新，她今年已经84岁，闲时刷短视频，偶尔受邀讲述女书。
如今，女书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，只能作为非遗被保护起来。但何艳新却说：女书还是没了好。
1939年的夏天，何艳新出生于湖南省江永县河渊村。在她尚未过四岁生日时，父亲被一家有权有势的人杀害。
那时新中国还未成立，公道由钱、权来定，母亲抱着何艳新在了无生气的家里，绝望地哭了几天几夜。
与母亲相熟的姊妹来劝，这么哭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母亲收拾行李，带着小何艳新回到了娘家。对母亲来说，回娘家是孤苦无依的无奈选择，而对何艳新来说，她在这里度过了此生最快乐的十年时光。
何艳新的外婆出身中农，那时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，外婆是当地有名的君子女，类似男性的秀才，识得汉书，女书也写得极好。村里其他女性总来外婆家唱女书歌、做女红，或者拜托她帮自己用女书写书信。
外面的世界是残酷的，女性被迫接受包办婚姻、承担农活、养育孩子、忍受种种不如意。而阁楼把外面的风霜都挡住了，这里只有外婆和村里的姊妹围在一起唱女书歌谣，获得片刻自由。
《三朝书》为女书所写，内容一般是新娘自己的故事、姊妹间的悄悄话、长辈亲友谆谆教诲出嫁后如何做好媳妇本分。
江永上江圩一带，在新郎新娘结婚后的第三天，新娘的女性亲戚以及结拜姐妹将《三朝书》和其它礼物送到男方家，《三朝书》的精美程度和数量与新娘的女性亲友能力挂钩。
在包办婚姻的时代，女性不愿进入婚姻，但是又身不由己，只能把心事寄托在《三朝书》里。她们在这本薄薄的书里叹息自己坎坷的身世、诉说公婆刁难的忧虑、表达与姊妹分别的不舍……
何艳新不知道女人为什么可怜，那时候她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，生活得十分快乐。
当时缠足习俗犹在，外婆虽然心疼小何艳新，却也只能把她的脚用布一圈圈绑住。外公总在小何艳新出门玩时，递给她一把小刀，教她用小刀割掉缠足的带子，泡在水里放松。
外公终于看不下去，下定决心让外婆不再给何艳新缠足。他想也许是要变天了，现在让她缠足，既让她痛苦，或许之后还会害了她。
正是外公一家因为疼爱而不拘束她，以及外婆对她耳濡目染、言传身教的女书教学，让何艳新从小就埋下了向往自由的种子。
外婆教何艳新写女书字，把字写在她的手掌心上。何艳新跑到村里和同龄女伴玩，找趁手的小树枝，在泥地上教她们女书字。
女书的传授便是如此：口传心授，母亲传授给女儿、外婆传授给孙女、大姐传授给小妹。即使女性没法进入课堂，她们对表达的渴望也让这种隐秘的文字流传了下来。
女书字细长舒展，注重好看。大部分女书字是表音文字，也有一小部分是运用了表意的手法。
比如“花”字，女书字的“花”，像一株小小的植物开了无数花朵，很多的花瓣开满枝头。
女书字的“妹”，像两个小人一上一下地站着，代表手的小圆点挨在一起，仿佛两姊妹要牵着手奔向自由的世界。
女书，不只是一种文字，更是文化。写有女书字的折扇、手帕、《三朝书》，女书歌，女红，花山庙，六七百个女书字，和“不落夫家”、斗牛节的各种习俗，被统称为女书。
村里的男人都知道女书，但是不会学。“知道，不认识，男人不知道女人的事情。”
女书是女性自己创造的一个小小空间，男人有男人的文字、男人的世界，女性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实在苦不堪言时，便进入女书世界里躲一躲。
外婆去世后，何艳新把自己写的《祝英台》以及其他三部女书作品，还有外婆的《三朝书》、手帕、折扇等物件，都拿到墓前一一烧毁，祭给外婆。
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自主择偶离农村还太遥远，主流仍是包办婚姻。没有人问过何艳新是否想结婚，是否喜欢这个男人，只是理所当然为她安排了一门长辈满意的婚姻。
何艳新的未婚夫何德贵正在念书，还有一年要考大学，何艳新给他寄去一封信，让他不要回来完婚。
一大早，抓新郎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，何艳新另有打算，她准备了一根绳子，想结束自己的性命，不过被及时赶到的亲戚拦住了。
新郎被抓回来了，她却藏在了姊妹家里。等到结婚第三天，她从姊妹家出来，闪进巷子里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回来，名正言顺地回到家。
江永有“不落夫家”的习俗，即结婚三天后女儿回娘家，等到怀孕，再回到夫家长期居住。未怀孕前，只有逢年过节时，新娘才去新郎家走动。
村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们，姊妹和亲戚也悄悄劝她，你不可能不结婚的，你也得可怜你的妈妈。
当地的女书文化能暂时给女性提供一个逃脱的空间，却始终敌不过现实。保护壳碎掉，何艳新从梦里醒来，掉入现实的惨淡里。
何德贵在别的村教书，家里的活全部落到何艳新的肩上。她说自己像个男人，承担所有劳作。
彼时村里很多人都去邻乡铜山岭矿挑石头赚钱糊口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何艳新也混在男人堆里前往。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，煮熟一锅饭，然后把三个孩子反锁在家里，出去挑石头。
每担石头一百六十多斤重，她咬着牙挑五趟，不过赚3元2毛。为了生计，她五趟复五趟，磨破了肩膀、磨损了脚底。
生活是无望的一天复一天，曾被外婆揽在怀中教写女书字，曾和姊妹在河边嬉戏玩闹的生活恍若前世，如今只剩下天微亮起床做饭，夜已深跛着脚回家洗衣。
女书传承人阳焕宜出生于1909年，同何艳新一样，她也未曾裹足。她羡慕不裹足的瑶族女孩可以在山林田野间放肆嬉戏、吵闹，以死相逼，逃过了每次裹足仪式。
阳焕宜把女书当作苦难生活里唯一的一束光。下地种田、拉车、挖水沟、种菜、牵牛回家，她都唱着：
何艳新、阳焕宜的无奈，是所有女性的无奈。女书里的眼泪，是所有女性眼泪的集合。
1982年，江永县委宣传部干部下乡采访时，发现当地妇女中流传一种特殊文字符号，撰写新闻稿《江永发现妇女文字》，并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。
20世纪80年代，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到江永调查女书，她问何艳新会女书吗？何艳新摇摇头。她刚做完农活，脚上沾着地里的泥巴，肩上扛着一家近十人的生计。
给学者多讲一分钟女书的内容，何艳新的劳作时间便少一分钟。生活已经压得何艳新没有时间再回到女书世界。
逃去女书世界或许能够短暂得到精神慰藉，但是现实的苦痛依然无法消失、始终存在、必须面对。
1994年初，日本学者远藤织枝访问另一个会女书的老人，河渊村的吴龙玉老人也在场，说，我知道一个会写女书的人。
大家在她家里聊天，聊到她的外婆，何艳新突然抢过远藤手中的纸和笔，一边写起女书字，一边唱起歌谣。
那些努力想要忘记、隐藏的女书文化，已经在儿时就被外婆编织在自己的灵魂里，稍微有触动，便会变成文字、歌声流淌出来。
她在医院陪护何德贵时，又有朋友找到她，劝道，你写女书吧，正好把你的苦，你的可怜写出来。
医院的夜晚，对何艳新来说，似乎格外黑。她一向胆小，以前去旧房子抱柴，打开门，屋里黑漆漆的，她不敢进去，是五六岁的孙女把柴抱出来。
医院熄灯后，她被黑暗和恐惧环绕，总疑心角落里飘出病死的鬼魂。在极端恐惧下，她联想到自己婚姻无法做主，辛苦养育孩子，老公重症在床，外婆离世多年……
女书是江永女性最坚实、最温暖的港湾，它在漫漫长夜里点起一盏孤灯，为女性提供慰藉。
她在不大的会议室里唱女书歌谣，隔着几千公里距离、几千年的光景，在何艳新小心翼翼唱出的女书歌谣里，日本学者们仿佛触碰到了无数个女性的灵魂，她们受苦，却又飞起来。
何艳新热爱自由，她喜欢站在海边，看海浪一次一次强劲有力地拍打海岸。她也喜欢看花，日本开满了一簇一簇的樱花。
在日本待了半个月，她梦到生病的老公去世了，她来到日本浅草寺求签，其中有一句：“人事有爻讹。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，一条鲤鱼跳上了岸。
何德贵患病前性情温和，患了癌症后，性情大变，天天打何艳新，把东西撕得到处都是。何艳新到家时发现地上全是撕碎的照片。
第二次去日本时，日本发生了海啸，后来何艳新就不愿意去日本了，她总以为这些灾祸和自己有关。
女书教会何艳新渴望自由，现实迫使何艳新学会低头，两股力量下，谁也没能赢得谁，于是她只能拧巴。
村里太小，对何艳新来说是种禁锢，等她到了日本，却迷信自己会带去灾祸，不愿再去。
除了工作，她待在小儿子的家里不愿出去：“进门，把门关掉，一个都不认识。”
2014年，何艳新七十六岁，下阶梯时摔伤了腰。中国台湾的刘斐玟和日本的远藤织枝转飞机、坐汽车来村子里看她。
而她评价和自己差不多大年纪的远藤织枝：“她看上去很年轻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脸上都没有皱纹。她喜欢爬山，叫我爬山，我上不去了呀。”
她对陈雨露说：“如果我能过一天你这样的生活，我就知足了。”当反问何艳新她现在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时，她说或许死了更好。
女书赋予了江永女性反抗意识，现实却横亘着各种条条框框与不如意，女性无法真的反抗封建社会的不公。何艳新向往自由，却早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磨灭掉了追求自由的能力和勇气。
何艳新唱的《胡玉秀探亲书》里提到，宋朝妃子胡玉秀是上江圩荆田村的一个村女，入宫后因为太想念家乡，不想让其他人知道，于是发明了女书字，用女书传信。
虽然不知道女书确切的创造时间、创造人物，但是确切的是，女书近年在逐渐消亡。
1982年，《本县上江圩镇末代女书自然传人调查表》统计，共有60位女书自然传人，其中江永县上江圩镇45位，名字后面，是一位位生动的女性。
她们幼时跟随女性长辈学习女书，长大后被迫远嫁，忙着农活，忙着处理柴米油盐，忙着照顾小孩，忙着撑起一个家。
陈雨露来到江永县时，发现使用女书的人几乎没有了。当地招牌的女书字，也是政府为了保护女书而专门设立的。
随着义务教育普及，女性获得了更多受教育机会，能够去到学校读书写字。女书使用的语境几乎完全消失，学习女书的人寥寥无几。
她问陈雨露：“你觉得女书有用吗？”陈雨露点点头，但是何艳新否认：“这有什么用呢？”
何艳新也几乎不写女书了。“现在生活好了，不想写了，那时是气出不来，才写女书。”
她大学学的摄影系，艺考面试时，老师问她：“你觉得女生学摄影有什么优势？”没等她回答，老师很肯定地接到：“和男生比，就是没有优势。”
她来到江永后，去女书博物馆学女书，写下第一个女书字时，感受到千年前女性的力量在笔尖绽开，千年过去，这力量也是温热的。
从女书字被创造至今，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的变化，但不平等仍未完全消除。女书里蕴含的不甘、无奈、勇敢、自立，陈雨露全都感同身受。
女书课后，她在博物馆门口遇见卖刺绣的老奶奶，她试探问老奶奶，你会唱女书歌吗？
这位叫义静凤的奶奶家庭贫苦，丈夫身体不好修养在家，她已七十多岁还要去田地劳作。
她少女时期也曾去学堂上学，由于其他同伴不能读书，感到孤单的她也选择了放弃念书。后来，她常常后悔自己错过了学习女书字的机会，不过她跟着同伴学会了很多首女书歌。
陈雨露跟着她去田间，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，义静凤一边播撒春天的种子，一边轻轻哼着传唱千年的歌谣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。